近年來，政府引導基金快速發展，各地積極探索，涌現出許多帶有地方特色的運營模式。其中，安徽合肥的做法是一個亮點。合肥政府出巨資建立基金平臺，先后投資京東方，押注半導體，接盤科大訊飛，引入蔚來、大眾，投資維信諾等，幾乎“投什么賺什么”，人們將合肥市政府稱為“*牛風投機構”。在投資界，這種以政府基金為主導、以產業招商為先導的新投資方式，被稱為“合肥模式”。

　　合肥模式的出現，引起了社會的廣泛熱議和關注。但人們認知不要停留在一般的現象級描述上，更多應切入合肥實踐的前后關聯及內在邏輯，準確把握其對政府引導基金發展可能產生的行為導向和社會影響。

　　合肥在政府投資方式上的嘗試，是一種創新，這令合肥發生了很大變化，取得了一連串亮眼成效。

　　一是實現了較高的投資回報和資產效益。通常，以政府出面的投資，大多很難取得即期效益，能不虧就不錯了。合肥創新了在招商方面的傳統做法，政府充當風險投資人，直接投資那些對當地有戰略價值的產業，由此吸引和帶動更多項目落地。這種“資本招商“或“基金招商”的方式，所獲收益不僅僅是以往的就業和稅收。同時，政府作為股東，還能直接項目成功帶來的分配紅利，這大大提高了政府財力和對項目再投資的回轉能力。

　　2007年，合肥拿出當時占三分之一的財力砸面板產業，投資京東方，結果賺了100多億元；2011年，又拿出100多億元砸半導體產業，投了長鑫/兆易創新，上市浮盈超過1000億元；投資京東方6 代線 代線，通過二級市場減持，實現資本退出，收益近200億元。接著投資安世半導體、聞泰科技，收益及浮盈近1000億元；2019年，再拿100億投資蔚來汽車，已獲得千億元的賬面回報。這種投資效率，即便在成熟的私募投資市場上，也是鮮有所見的。

　　從省里看，具有代表性的安徽省投資集團，其管理的產業投資基金規模近1000億元。這幾年，累計投資新興產業項目458個，投資額225億元。目前，被投企業已上市的有34家，IPO排隊的15家，上市輔導的還有30家。這種投資績效，在全國省級投資平臺中也是居領先地位。

　　二是培植了一批高科技產業和科創企業。2020年，合肥市高新技術產業產值、增加值分別增長18.8%、16.7%，創近五年新高。吸納輸出的技術合同交易額572.13億元，同比增長20.5%，穩定實現產業創新成果“進”大于“出”。

　　在投資京東方6代線后，合肥連續獲得京東方8.5代線代線的投資。目前，京東方在合肥投資已超過1000億元，2萬多名員工，年產值400多億元，推動合肥成世界上*大顯示屏基地之一。合肥招進京東方、維信諾等一批龍頭企業，帶動70多家配套企業紛紛入駐，形成了從原材料到核心器件再到終端應用的顯示產業集群。

　　合肥引入新能源汽車后，蔚來、大眾、國軒等抱團式扎根涌入。在此基礎上，合肥又相繼投資50多個項目，新能源汽車總投資超過500億，成功聚集了產業鏈企業120余家。現在的合肥，新能源汽車行業的整車、關鍵零部件、應用及相關配套企業全都有了，全省新能源汽車銷量占到全國12%以上。

　　目前，合肥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占全市規上工業比重達51.6%。新型顯示器件、集成電路、人工智能入選首批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入選數量居全國城市第四、省會城市第二，新型顯示器件整體規模居國內*一。

　　三是帶動了地方經濟發展和投資環境改善。投資撬動產業，產業振興經濟。2020年，合肥實現GDP超過10000億元，全國排名從97位升至20位，20年時間GDP增長了近30倍，首次入圍新一線城市榜單。全省上市公司總數***家，居中部*一、全國第九位；科創板上市公司11家，居中部*一、全國第七位；省區域性股權市場掛牌企業7598家，居全國*一。

　　今年，安徽全省繼續保持良好勢頭。上半年，安徽GDP以20576.5億元的總值，位列全國前十。同期，合肥GDP增長13.6%，位列省會城市第四；規上工業增加值增長29.5%，居全國第二。

　　合肥政府在資本市場上長袖善舞，用有限資源以小博大，精彩紛呈，其成功并非一種偶然，而是得益于合肥自身所創造的條件。除其獨特的城市科技環境一時難以復制外，合肥在其他一些通識領域所進行的積極探索，還是有許多借鑒和啟發意義的。

　　合肥決策者屬于“膽大”的，敢于“接盤”，不懼風險。所投的一些項目，開始幾乎都是“走投無路”的困境企業，但合肥敢于接納。并且，一出手都是下大注。

　　1999年，投資科大訊飛幫其渡過難關。當年，科大學生出資300萬元創立硅谷天音，在彈盡糧*之際，安徽信托、美菱集團和合肥永信三家國企分別拿出1020萬元各占17%股權，與硅谷天音的老股東一起成立訊飛有限，*終解了燃眉之急。

　　2008年，出手引進當時虧損超10億元的京東方，建起第6代TFT-LCD液晶面板線億元資金全由政府托底。當年，合肥的財政收入總共只有300億元。為此，合肥甚至停掉了地鐵項目。

　　2013年，華米科技的前身華恒電子陷入困境，合肥由市高新建投集團旗下的高新信用擔保公司出面，及時提供所需資金的擔保。

　　2019年，在蔚來巨虧112.9億、李斌向18個城市求援未果的情況下，合肥建投聯手三級國資平臺接盤投資70億元，引來蔚來總部落戶合肥。

　　一些原本深陷困境、舉步維艱的企業，在合肥模式的催化下都實現了崛起。這里，合肥拼的不是財力，而是主政者敢于擔當的魄力。這種魄力，不只是一種敢干的“勇氣”，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善抓機遇的意識以及在產業布局、價值發現和金融創新上的睿智能力。

　　合肥當地的特色產業有兩個：家電和汽車。合肥家電擁有美菱、榮事達等地方品牌，后來陸續引進了美的、格力、海爾、TCL等十幾家國內外知名品牌。正是在發展家電中，合肥發現了痛點機會：冰箱、洗衣機和空調等家電比較好做，產業配套能達到60-70%；而電視上下游配套只能做到30%，其主要障礙在液晶顯示屏生產。因為，中國企業還不掌握這樣的核心技術，全國九成以上的液晶屏都要從境外進口。

　　當時，國內*有潛力的液晶屏制造商是京東方，正在計劃建設第六代生產線億元的巨額投資。京東方因為第四、第五代線的研發出現企業虧損，自身拿不出太多的錢，想找地方合作，這樣的機會正好契合了合肥的產業訴求。日后證明，京東方六代線在合肥的生產，贏得了當地一大片家電尤其是電視機產業的應用前景。由此，合肥的家電產業迅速擴大，規模突破1000億元，超過青島、順德，成為全國*大的家電生產基地。

　　由面板自然連接到半導體。顯示產業的異軍突起，凸顯了我國“有屏無芯”的矛盾。當合肥做成*大家電產業基地時，中國家電行業也在向智能家電和數碼電子方向發展。順應這一趨勢，合肥在引進京東方后，就立刻著手布局芯片產業，通過家電行業對芯片需求刺激，催生芯片產業的發展。

　　半導體產業和當年面板產業相類似，都十分依賴進口，一直被美韓企業卡脖子。2017年，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成立三年后，合肥抓住時機果斷出手，與兆易創新成立合資公司——“合肥長鑫”，合肥市出資75%，兆易出資25%，專攻DRAM內存芯片的研發生產。像當年對京東方那樣的支持，合肥政府給錢給地，使得合肥長鑫迅速建立起價值百億元的生產線，并出資購買了關鍵專利。現在的合肥半導體產業已達到1000億元的銷售規模。

　　合肥投資新能源車，同樣也不是閉著眼下注的。合肥以及安徽有江淮汽車、奇瑞汽車，投資蔚來，可以深化與這些本地汽車企業的合作。從2017年開始，江淮汽車就已建立江淮蔚來合肥工廠，為蔚來代工。雙方本來就在制造工藝，供應鏈和生產管理上有著密切合作。更重要的是，五年前江淮不惜投資23億元，為當時尚未獲得生產資質的蔚來，打造高端純電動乘用車智能工廠。如果蔚來倒了，合肥就將失去一個引進造車新勢力的機會，江淮的錢也就白投了。

　　合肥以產業為靶向、資本為手段的“招商投資”模式，其*招是尋找真正有技術和市場潛力的項目苗子，然后下重金去扶持。用好這一方式，要看政府投資團隊的市場化、專業化水平。合肥投資的操刀主體主要是政府旗下的三大投資平臺：合肥產投、合肥建設和合肥興泰。這些平臺團隊很專業的市場運作，有效保證了投資的成功。

　　1）專業化的關鍵：方向把握。投資的關鍵是“選準賽道，投中企業”。合肥政府團隊的專業水平，首先體現在能夠準確把握產業發展方向和國家政策導向。根據這兩個“向”，合肥錨定了一批適合當地發展的未來產業，并在每一個對應的產業領域，幾乎都招到了優勢企業或精英公司：芯片有長鑫，推出國產*一代10nm級8Gb DDR4存儲芯片，三年時間成為行業巨頭；新型顯示有京東方、維信諾，京東方市值已突破2000億；智能電動汽車有蔚來、人工智能有科大訊飛；集成電路有封測企業通富微電子、智能芯片先行者寒武紀、臺灣晶圓代工企業力晶科技、世界級IDM和模擬電路半導體公司安世半導體等一大批領軍企業及相關配套企業。

　　2）專業化的手段：科學賦能。一方面，團隊讓自己“火眼金星”，成為專家。合肥常年派出二三百余支專業招商小分隊，為了強化招商能力，每年謀劃不少于100個重大招商靶向型項目，招商人員每年有200多天在全國各地尋找值得投資的項目。政府對招商團隊，實行常態化產業招商培訓，讓隊伍每個人都成為專家。

　　另一方面，團隊讓自己“手臂延長”，用好專家。術業有專攻，包括專業機構、專業顧問，政府做政府該做的事，其他的事留給市場、留給專業人士。如法務、財務等，找專業機構對意投企業進行全方位盡調。同時，聘請110位企業家作為招商顧問，幫助招商隊伍理解產業，研透趨勢，儼然是把招商引資做成具有技術含量的專業投行。引進了20多所大學的教授學者，鼓勵建言獻策，政府把對策變決策、文章變文件，實打實地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有了專業眼光、專業研判，才有敢大膽出手的魄力。

　　3）專業化的操作：匠心做事。專業化都是干出來的。只有“專注”，才能“專業”。在合肥，政府每談一個項目，都要對全過程每一細節仔細考量。在市委市政府的有些部門，一些工作人員桌上會擺放著一張卡片，上面寫著“我做到極致了嗎？”這可能就是合肥人辦事的精神。在投資蔚來時，李斌身邊所有汽車界朋友幾乎都收到了合肥來的各種咨詢，基本把蔚來及李斌本人調查個底朝天。合肥是用非常細致的工作去驗證一項投資的合理性，這樣的專業性讓業界折服。用合肥自己的話來說，合肥拼的不是“手氣”，而是“手藝”。

　　1）創新環境。在合肥，中科大等一批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影響支持，就像在硅谷斯坦福對創新及投資影響的存在。當今合肥，擁有對中國創新未來*對影響的成就：一是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的“人造太陽“裝置；二是中國科技大學的”量子計算“。在合肥高新區的“量子大道”上，全球首顆量子科學實驗衛星“墨子號”、首條量子保密通信網絡“京滬干線”，以及首臺光量子計算機先后誕生。合肥正利用這一優勢，打造“量子計算+大數據+各領域應用”雙創平臺，目標是推動量子技術從實驗室走向產業化，建成全球“量子中心”。

　　目前，發源于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和中國科技大學的創新企業已有數百家，包括科大訊飛、科大國創、科大立安、華米科技、本源量子、國儀量子等。其中，不乏有上市公司和行業龍頭，典型的像科大訊飛，成為亞洲*大智能語音公司。此外，合肥還有一個更大的資源支撐，即人才。那幾年，中科大畢業的學生，有1/3都投身到合肥的發展中，直接支持了芯片等產業的崛起。實際上，合肥*成功的一次投資不是京東方，也不是長鑫、蔚來，而是中科大。

　　2）營商環境。*重要的營商環境是政府領導環境。多年來，合肥市黨政機構服務經濟的一個可貴之處在于，真正做到“一任接著一任干，一張藍圖繪到底“，新官始終理舊賬，沒有因為人事變動影響對企業政策的變化。許多企業與政府合作，*擔心的就是班底一換、推倒重來。合肥一直奉行“結交新朋友，不忘老朋友，永做好朋友“。正是這種盡責守信的氛圍環境，讓如今合肥成為商家投資熱土。

　　行政效率是地方營商環境的重要標識。合肥是“全國十大經商成本*低城市”，創造出許多看似不可能的效能記錄：如一家國內頂尖電子企業在合肥投資，從項目簽約到開工只花了11天；僅半月時間，就將一塊1000畝的生地變成熟地，供應給一家太陽能龍頭企業。

　　從合肥投資成功的產業看，基本都是新興高科技產業。做好這些事情，一般都需要有多年的發展基礎和工作積淀。尤其是直接做頂端的，開始沖一下可以，接下來一定會有一個補短板的過程。合肥政府已經意識到，為使腳下路走得更穩、更遠，當務之急是要對現有工作進行系統布局，對可能存在的一些補漏環節進行打磨和完善。

　　合肥政府投資是圍繞產業生態來做的，先是尋找合適的潛力項目，然后重金投資有望成為巨頭的企業，或已經是巨頭的企業，依此引來更多項目，*終形成一個個大的產業集群。所以，當合肥在成功引進幾個重大項目之后，下一步的重點是要在“產業鏈”上做文章。合肥要的不是“移栽一棵大樹”，而是“崛起一片森林”。

　　引進蔚來汽車落戶，合肥聯合省里接著引進大眾新能源汽車項目，投入200億元建設研發和一期制造基地；開建新安徽佳通工業園，吸引投資70多億，建設乘用子午線輪胎新工廠、商用輪胎新工廠；引進康寧汽車內飾玻璃二期，增加投資1.35億美元。圍繞新能源車，合肥拉來一整條智能汽車產業鏈。目前，合肥已集聚了蔚來、江淮、安凱、大眾、長安、奇瑞（巢湖）、國軒高科、華霆動力、巨一動力等一批龍頭企業，在新能源汽車領域站到了領先位置。

　　顯示屏產業也是，京東方旗下的TFT-LCD六代線落戶合肥，吸引了基板玻璃、偏光片、模組等企業入駐，形成了從沙子到整機的新型顯示面板全產業鏈。

　　目前，合肥正致力于構建城市八大產業鏈條：即“芯屏器合”（“芯”指芯片產業，“屏”指平板顯示產業，“器”指裝備制造及工業機器人產業，“合”指人工智能和制造業融合）、“集終生智”（“集”指集成電路，“終”指智能家居、汽車等消費終端產品，“生”即生物醫藥，“智”指與工信部共建的“中國聲谷”以及以科大訊飛、華米科技等為代表的智能語音及人工智能產業）。以此，形成合肥城市的“產業地標”。

　　為了深耕產業鏈，合肥建立起相應的責任制，創新建立重點產業鏈的“鏈長制”，由市領導分別擔任各產業鏈的“鏈長“，推動產業強鏈、補鏈、延鏈。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個10年前還寂寂無名的中部省會，正在變身為全國新興產業鏈*為齊全的城市。

　　價值鏈的做法有兩條：一是做強源頭。一般講，做產業鏈的思路方式，比較容易也來得快的，大多都往產業后端、成熟端方向跑。若僅僅這樣做，不足以反映一個地方的韜略遠見，*終也難以形成真正的核心競爭力。產業鏈的背后是價值鏈，重要的是從產業鏈抓住價值鏈。

　　近來，合肥加快對源頭創新的一系列部署，如建設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大科學裝置集中區，加強前瞻性基礎研究和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已有磁約束核聚變、鐵基超導、類腦科學、生命科學、生物育種、空天科技等一批世界領先水平的原創成果競相涌現。2020年9月，《自然》雜志發布“自然指數—科研城市2020”排名，合肥躋身20強，評語是：“非一線城市，有著*流的科研”。合肥在創新發展上，有著“下好先手棋”的眼光和“用心培土、靜待花開”的韌勁。創新才是合肥投資的未來。

　　二是做大生態。圍繞產業創新的價值鏈，合肥發力科技孵化、科技產業、科技金融這三大方向，謀求形成在豐厚研發創新土壤上的科技“產、投、融”一體發展模式，將合肥及安徽打造成有重要影響力的科創策源地和新興科技產業聚集地。

　　合肥政府對一些重大項目的投資，許多都是聯合省里一起干的，有些還吸收了國家基金的參與。合肥的實踐感悟了全省。今年6月，安徽全省下了一盤大棋，啟動“萬家企業資本市場業務培訓專項行動及首期業務培訓”，省委*批示，省長親授*一課，7位在合肥的副省長悉數出席。培訓旨在全面提升政府和企業利用資本市場的意識和能力，搭建學習交流、投資鏈接、政商對話平臺，促進資本市場各種資源要素互動耦合，這傳遞了安徽全省堅定“用市場邏輯謀事、用資本力量干事“的信號和決心。

　　合肥從實干起步，隨著實踐的深入，必然提出對建立多層次資本市場相關制度體系的要求。當前，需要著手建立政府投資績效評估考核體系、基金信息化管理體系、管理人評價系統等。同時，研究建立支持市場化基金設立、完善政府配資方式等標準化制度和程序。對母基金管理平臺的考核評價指標還應克服單一化，需更多加強對募資和投資進度、投資質量及支持“雙創“成效等方面的關注。并且，序時進度考核方式的年度剛性化也應改進，要有對市場周期及行業規律進行靈動調整的機制。

　　現在，政府引導基金已成為中國資本市場的主導力量。據2020年統計數據顯示，我國由政府國有控股和參股LP的投資金額比例已達90.4%。合肥在政府投資方面的實踐探索，給我們對未來政府引導基金發展帶來一些啟發思考：

　　1）投資操作問題。通常，政府基金都是做母基金的，通過參股子基金，把資金交由市場機構或團隊運作，本身不直接進行項目操作。這種方式由于遠離市場，導致政府很難有市場話語權和資產掌控權，結果容易導致“委托代理”機制的嚴重不對稱：即政府“委托”出去的是機會與收益，留下的是風險；市場機構“代理”的是商業經營，推掉的是責任。同時，政府不做直投，*終培養不出自己的人才隊伍，也難以建立起對市場的反應機制。合肥的實踐表明，條件具備的話，政府可以直接做投資，并且，還可以“領投”方式進行操作。類似還有，如江蘇省高投集團負責運營的省創投引導基金，起初也是一直做母基金，后及時轉向直投，才獲得快速發展，并成功孵化出像“毅達資本”這樣的市場品牌。

　　政府做“直投”甚至“領投”，也為解決“返投比例”問題找到途徑。目前，在政府引導基金管理中，“返投比例”成為政府出資與市場機構運作之間*糾結的矛盾。客觀講，我國“分灶吃飯”的財政體制下，任何地方的政府資金都希望用在當地，很難想象讓自己的錢用到別人身上，加上大多基金本身就定位在培育本地產業，因而，即便爛也要“爛在鍋里”。這種行政性的人為限制，制約著“資源優選”的市場化操作，導致許多地方政府基金運作不良。為緩解這一矛盾，一些地方逐步降低“返投”的具體比例指標，但仍難拋棄“返投”要求，故尚難根本解決問題。實際，這都是在政府出錢自己不操作而交給別人去投資的情況下必然要帶來的問題。現在，合肥政府自己出錢自己投，而且還領著社會資本投，就根本不存在什么“返投”的問題。當然，做到這一點，無疑要有資金實力，更要有足夠專業的管理水平。

　　2）投資效益問題。以往，我們習慣認為，政府引導基金都不以盈利為目的，更多是為撬動社會資源，扶持地方發展和獲取長期社會效益。這種對政府引導基金功能的籠統設定，容易導致政府基金與市場資金在目標訴求等方面的沖突。

　　政府的錢要不要效益？不宜泛泛而論，應作具體分析。從政府的資金投向看，對產業創新初期或早期的投資，屬于創業投資引導，因為這是市場失靈領域，風險大，需要政府作前期引導，這種投資往往很難有經濟效益，講不了即期回報，政府主要是著眼長遠利益；而在產業成熟期，屬于完全競爭領域，政府進入是一種產業投資引導，目的是依照國家產業政策導向和地方產業布局，引導和集聚社會資源把產業做大做強，以體現對經濟的有效支撐。這類投資不能不講效益，并要以效益回報來檢驗投資的成效。

　　從政府的出資形態看，當政府資金以財政預算性質安排使用時，是不能講眼前效益的，它追求的是社會公平、長遠發展；而當政府資金以基金方式進入市場，它與市場資金的訴求則是共同的，都要講效率、效益。唯此，才符合市場運營規律，也才能使各方利益協同起來。進入市場的資金、基金，如果都不講效益、效率，就很難體現市場機制，*終造成資源的浪費。只投不賺的結果，就是無法持續。

　　現實中，市場對政府進入競爭領域的擔憂，主要在如何避免“與民爭利”？其實爭不爭利，關鍵不在政府投資是否獲利，而在收益如何處置。政府獲得投資收益后應體現激勵原則，更多讓利給市場機構或其他LP主體，以引導和調動它們進入市場的積極性。但這屬于投后效益的再分配問題，已不是投資本身問題。

　　合肥政府在投資收益上的實踐探索，為政府引導基金的市場化運作提供了現實樣本，也為國有資本管理方式改革開辟了有效路徑。目前，國資管理的目標思路就是“保值增值”。實際上，“增值“是”保值“的一種能力。只有”增值“，才能真正實現”保值“。合肥的實踐證明，國有資本完全能夠通過“增值”收益的途徑，實現對國有資產超額“保值”的預期。

　　目前，從增值投資的具體領域看，合肥做得比較成功的不是“風投“、“創投”，主要還是“產投”。下一步，需要加強對創投引導的部署，更多在“投小”、“投早”上積累經驗，這是政府引導基金*應“偏重“并有所作為的地方。全國也是如此，據*新數據顯示，2021年上半年，我國新設立的政府引導基金還是多以產業投資類型為主，基金數量48只，占比為85.71 %，目標管理規模1585.57億元；而創投基金數量僅為5只，目標管理規模163億元，與產業投資相差近10倍之多，這一傾向應得以重視和調整。

　　3）投資角色問題。政府直接做投資，“引導”變成了“主導”，這不免帶來對政府角色定位的思考：市場投資活動中，政府是當“裁判員”還是“運動員”？

　　以往，人們對政府的認識，都是定格在宏觀調控者、規則制定者、秩序維護者上，基本是“裁判員”角色，不作“運動員”的。合肥的做法顛覆了人的這一認知。政府把企業招進來，不只在“岸上”看企業游泳，而是跳進水里跟企業一塊游，好處是當企業嗆水了能夠及時拉上一把。應該說，政府的初衷不是取代市場，而是努力將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結合起來，以政府更有為推動市場更有效。

　　但事物發展總是辯證的。在競爭性領域，政府直接進入會不會造成機會和利益上的某種不平等？說到底，這是對政府屬性與市場屬性、政府行為和商業行為關系的把握問題。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投資行為有著一種“放大”、“延展”的效應，這種效應可能是正面，也可能是負面的，需要我們給以關注并妥善處理好。

　　4）投資風險問題。有投資就有風險。政府進入市場直接進行操作，帶來的問題便是：一當出現損失或失敗，風險由誰來承擔？

　　無限風光的背后，成功從來就不止一面。合肥過往實踐也曾有過投資失敗的教訓。如2009年，合肥新站高新區斥資20億元引進日立等離子面板項目，這在當年成為中國大陸第二條等離子面板生產線，后來徹底失敗，項目企業“鑫昊”*后變成了一家房地產開發公司。在合肥，類似這樣失敗的案例還有熔盛造船、賽維光伏、北大未名生物等，幾乎都是打了水漂。

　　客觀講，我國現行國資管理體制主要是針對生產經營型業務建立的，對屬于資本投資型業務的發展還有許多不適應方面。如，資產定價和項目退出機制對審計評估、進場交易的剛性要求，不能滿足創新項目投資的需要；國資經營考核對利潤指標逐年剛性增長的要求，不太契合創新資本投資的周期性特點，這些都需要予以關注和研究。

　　外界說合肥是“賭博”不合適，合肥說自己是”拼搏“也不夠。因為，無論怎么“博“，都要考慮其“博”后的結果都有成或不成。只要是投資，就不存在彈無虛發的“神話”。由于政府設立產業投資基金都是為了產業升級和經濟轉型，所以資金規模一般都要比股權投資大出許多，一旦出現問題，勢必給國家和地方帶來重大損害。面對巨額資產損失，僅靠做事人的覺悟、情懷和擔當是不夠的。目前，安徽也在研究建立”種子投資和風險投資容錯和盡職免責機制“，但真要執行起來還有個過程。我們在鼓勵敢試敢闖的同時，對可能出現的風險結果處置，要有相應的制度保障。更重要的是，應建立有效的御險防范機制，確保國有資產不出現重大風險閃失。

　　在我國改革開放大潮中，安徽向來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天的合肥探索，讓我們看到的不只是安徽及合肥在政府基金投資上的成功，更多是應關注，這一實踐對我國未來政府引導基金發展及整個資本市場建設，將會引發怎樣的牽動影響？

　　（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教授、上海交大中國金融研究院研究員）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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