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響合肥?學黨史】中國合肥歷史*一卷(1926-1949)(廿九)
原標題:【理響合肥?學黨史】中國合肥歷史*一卷(1926-1949)(廿九)
1934年10月,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五軍離開鄂豫皖根據地后,堅持蘇區外圍革命斗爭的合肥、壽縣中心縣委和武裝力量,相繼遭受挫折。中共皖西北特委及獨立游擊師成立后,以合肥為中心區域,在極為艱難條件下,堅持皖西北游擊戰爭,配合紅二十八軍作戰,為保衛大別山紅旗不倒立下了功勛。
1934年10月,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五軍戰略轉移后,留在鄂豫皖蘇區堅持斗爭的紅二十八軍與中央失去了聯系。因此,中共上海中央局指示皖西北黨組織盡快打通與蘇區的聯系。遵照中央指示,皖西北特委曾三次派出部隊到蘇區尋找紅軍,打通了與蘇區的通道,與紅二十八軍并肩作戰。
1935年3月,皖西北特委決定由孫仲德率部進入大別山區,尋找高敬亭領導的紅二十八軍。4月初,孫部在岳西主簿園、黃麥園一帶找到了皖西特委書記兼紅二十八軍八十二師二四六團政委徐成基,向他們傳達了中央局的指示,并協同該團就地消滅敵人一個連。此時,皖西蘇區剛剛遭受敵人連續三個月的“清剿”,許多村莊被敵人燒毀,老百姓被集中到大寨子里居住,黨組織和紅軍行動很不方便,生活極端困苦。紅二四六團所剩人員不多,裝備也很差,孫仲德主動提出配合他們一起行動。為了擺脫敵人的封鎖圍剿,兩支部隊匯合一路,從岳西經舒城,一直打到合肥西南一帶,繳獲了很多武器彈藥和錢糧布匹等,解決了部隊的給養問題。
為支援蘇區游擊戰爭,皖西北特委在合肥南鄉彭家圩子召開會議,決定從皖西北獨立游擊師撥出一個連130多人,全副武裝,補充到紅二十八軍,壯大主力紅軍力量;同時請紅二十八軍派一名干部到獨立游擊師任副師長,增強獨立游擊師的軍事指揮能力。為了提高獨立游擊師的政治、軍事素質,適應更大規模開展游擊戰爭的需要,特委還決定派獨立游擊師指戰員輪流到蘇區整訓,向主力紅軍學習。6月中旬,孫仲德率領*一批整訓隊員第二次進入蘇區,沿途多次與敵作戰。他們配合雀兒山赤衛隊在西鄉殲敵50多人;偽裝成第十一路軍“清剿隊”闖進雀兒山地區,打死惡霸衛禹山,又與前來圍攻的合肥縣大隊和官亭挨戶團激戰,殲敵一個連,俘敵十多人,在舒城寒山腳下多次與省保安八團激戰。進入蘇區后,部隊在山區一面訓練,一面與紅軍并肩作戰。
1935年8月初,皖西北特委向中央報告了本地區的革命形勢、與鄂豫皖蘇區的聯系情況,以及軍事、組織、干部狀況。同時將皖西特委書記徐成基,鄂豫皖省委常委、紅二十八軍政委高敬亭的報告,一并轉報中央。同月,孫仲德率領獨立游擊師第二批指戰員進入大別山區整訓。整訓期間,配合紅八十二師部隊全殲在岳西黃麥園修碉堡的一個連軍隊。獨立游擊師活躍在舒(城)潛(山)霍(山)太(湖)游擊根據地的廣大區域,與紅二十八軍密切配合、協同作戰,時而白區、時而蘇區,飄忽不定,打得皖西北地區的政府和地主豪紳坐立不安。蔣介石對此十分惱火,怒斥安徽省主席劉鎮華“剿共不力”。1935年10月,增調軍隊入皖,圍困大別山的敵軍由10萬猛增到40多萬,對皖西北蘇區及外圍地區層層梳篦,跟蹤“清剿”,紅軍和游擊隊處境日益艱難,形勢急轉直下。
在幾十萬軍隊反復進山“清剿”下,皖西蘇區許多地方成了“鳥無棲息之所、人無藏身之處”,紅二十八軍處處受阻,被迫分散活動。獨立游擊師也在強大敵人的持續“清剿”中屢遭挫折。1935年7月,去大別山整訓的一連一排長任繼周在面前經不住考驗,殺害了獨立游擊師副師長,拉走部分新兵叛變投敵。同月,獨立游擊師政委張如屏、參謀長曹云露在合肥西鄉的一次戰斗中負傷離隊,特委臨時決定由馬實帶領留在合肥的200多人進山與孫仲德會合,遭到部隊的阻截后被迫折回。9月,隊伍轉移至肥西上派附近的邱坡寺時,被縣保安隊和三河區長王庚年糾集的地方武裝包圍,因指揮失誤,突圍至黃渡時被派河阻隔,大部分戰士在背水激戰中犧牲,剩下的20多人在群眾的掩護下化裝脫險。
皖西北獨立游擊師曾發展到四五百人,黃渡一戰損失慘重。到孫仲德率余部從大別山回來時,整個隊伍只剩下180余人。此時敵人還在不斷增加兵力,緊追不舍,斗爭異常艱苦。在此情形下,皖西北特委指示孫仲德、張如屏對部隊整訓后轉入舒城山區堅持游擊斗爭。地方黨組織也在特務和地方武裝的反復“清剿”下不斷萎縮。到1935年冬,皖西北特委實際領導的區域只有合肥、六安、無為、舒城、繁昌的一些縣、區組織和黨員200多人。
鑒于日益險惡的局勢,1935年12月,皖西北特委在廬江北部的宋家小圩子召開擴大會議,研究下一步工作去向。會議改選和增補部分特委委員,作出了避開強敵、保存革命力量、分散隱蔽活動的決定:將長***全部埋藏起來,大部分戰士就地分散隱蔽;留下20幾名骨干,由負責同志分別領著撤離皖西北游擊區,分散轉入地下活動;特委機關秘密遷移到巢縣普仁教會醫院,由張如屏和陳郁發負責特委機關聯絡工作。為了表達忠誠和決心,會議結束時,與會人員集體在黨旗下宣誓:為了黨的事業,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忠于黨忠于革命,誓為事業奮斗到底,不管在任何情況下,不叛黨、不出賣同志。
會后,根據組織的決定,特委成員各自尋找適合本人身份的職業作掩護,秘密開展革命活動。劉敏和楊銀聲等人通過陶行知教育救國會的關系,在巢縣中廟小學任教;馮兆魯、張世祥、韓祖功三人在浙江長興縣煤礦開設一個“三友實業商社”,為黨組織籌集活動經費;孫仲德帶領五六個人,買了一條大船,將隱藏在船艙夾底,以販賣大米和布匹為掩護,活動在安慶、蕪湖一帶的長江水面上,溝通各地的革命聯系;曹云露和顧鴻在廬江一帶帶領群眾分糧籌款。此間,孫仲德和曹云露等人,先后在長江的白沙洲、黑沙洲及廬江、巢縣等地晝伏夜出,秘密開展游擊斗爭,消滅、當地一些危害極大的叛徒、特務及反動分子,迫使敵人不敢肆意妄為。
隨著日本帝國主義侵華野心的暴露,皖西北特委的工作重心逐步轉向抗日宣傳,并利用各種機會動員、號召各階層人士團結一致,制止內戰,共同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1936年春,楊銀聲、奚業勝等人受特委指派,到巢縣黃麓師范和中廟小學開展抗日宣傳活動,建立抗日救國團體。同年7月中旬,劉敏、張如屏、孫仲德等十余人攜帶短***,裝扮成學生,來到巢縣、無為、廬江3縣交界的六峰山,借著地主搭臺唱戲的場合,向前來看戲的群眾散發傳單,孫仲德還登臺演講,宣傳抗日救國的道理,表明了皖西北獨立游擊師誓與日本侵略者血戰到底的堅強決心,使在場的群眾群情激昂,當場即有工人、農民和青年學生數百人要求參加抗日武裝,跟著抗日救國。皖西北特委的抗日宣傳鼓動,擴大了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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